一个有趣的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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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如果无从理解别人的想法,就只能永远生活在逼仄的空间里。

一个有趣的人

1

朱一发是我刚到北京时的合租室友,是我见过的少数特立独行的人之一。他具备一种能力——把无聊的事变得有趣,而我和他相反,擅长把有趣的事变得无聊。机缘巧合,我们成了朋友。

朱一发的网络签名是“红灯须硬闯,马路要横穿”。这句话让我在未曾谋面时就断定他是奇葩一枚。第一次见面是在合租的房子里,他十足的“屌丝”相,递了张名片给我,我顺口就念了出来:“来一发!”

“不是来一发,是朱一发。”

“你这名字跟埃及前住房部长马格拉比有一拼,让有知识的人一不小心就念错。”

当时朱一发正在学车,每次去驾校前他都拎一听啤酒。他说在驾校不会有交警查,要趁机体验酒驾的感觉。他喜欢跑到高档商场看衣服,和售货员漫天砍价,砍完就走,从来不买。我说他有病。他说这不叫病,叫沟通力。

2

朱一发和我去超市,路上碰到一个衣着干净、打扮光鲜的小姑娘,她说自己是外地来的,钱包被偷了,让我给她买点吃的。这种骗子我见得多了,直接无视。

走出十几米,朱一发说:“干吗不和她聊聊?”

我说:“你看不出来她是骗子?”

“能看出来还怕被骗?”

“我不想耽误时间。”

“你日理万机吗?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何不聊聊呢?”

闲着也是闲着,我们转身返回。又见小姑娘,朱一发迎了上去。

小姑娘说:“好心人,帮帮我吧。”

朱一发问:“你是学生吗?”

“是的,大四,准备考研呢。”

“那我问你,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是什么?”

小姑娘摇摇头,一脸茫然。

“知道任汝芬是谁吗?”

小姑娘急了:“不帮忙就算了,用得着这样欺负人吗?”

朱一发笑了:“你想吃什么,我给你买。”

“肯德基。”

我和朱一发面面相觑,他冲我递了个无辜的眼神。

“妹子,你看我们这身打扮像吃得起肯德基的人吗?我们只吃得起方便面。”

“那你给我几块钱,我自己买吧。”

“你不会是骗子吧?”

“我有身份证,还有学生证,你看。”

小姑娘掏出证件。学生证是人大的,5块钱的那种。

“哎哟,原来是师妹。”朱一发也掏出自己办的人大学生证,又指指我,“他也是人大的。把证拿出来给师妹瞧瞧。”

我从书包里翻出北外的学生证。

“他不是说你也是人大的吗?”

“对,我是人大的,但我出门一般带这个证,这个证比人大的值钱。人大的5块,这个10块。”

小姑娘反应过来,脸上挂不住了。

朱一发生气地冲我说:“去去去,别欺负人家。”然后真的带小姑娘去吃肯德基。

吃完,小姑娘明白被我们识破了身份,也不再提额外的要求,千恩万谢地告辞。

走了几步,朱一发叫住她:“妹子,你还年轻,别耽误了。”

小姑娘愣住,眼圈登时就红了。

两年后的今天,我才学会“人艰不拆”这个词,回想起来,朱一发那时已经做到了。他比我高明的地方只有这么一点,可单单这么一点就是不小的距离。

3

有次去ATM(自动取款机)取钱,要穿过的小区正在施工。

我说:“好像过不去,从外面绕吧。”

朱一发说:“正因如此,更要试试。”

往前走了300米,路当中横着一块大牌子,上书4个大字“此路不通”朱一发说:“挺好的,锻炼身体嘛。”

我们绕回去,到了ATM前,插卡进去,发现机子里没钱了。我懊丧地朝朱一发摊了摊手。朱一发说别急,然后走到ATM前,把大脸贴到摄像头上,清了清嗓子,吼道:“没钱开什么银行啊!”

我没有笑,真的没有笑。我觉得朱一发这个人有点特别。

我碰见司空见惯的事情往往直接略过,就像下棋时别人来个当头炮,我想都不想,直接跳马。在复杂的世界里,我们习惯了把90%以上的事件打包安装在脑子里,下次再碰到类似事件时,不用分析,大脑可以直接凭记忆做出反应。

朱一发的大脑里没有这种程式化的思维。

当我看到他冲ATM吼的时候就理解了,生活对他来说就是一款游戏,永不通关又趣味盎然的游戏。

更重要的是,他清楚自己有几条命。他冲ATM吼的时候一脸严肃,吼完回头就哈哈大笑。他切换得很精准,手起刀落,毫不拖泥带水。

4

我们合租了将近一年。租期满了,搬家前一天,朱一发辞职了。他说新居离单位太远,睡不了懒觉,索性辞了。

这当然是扯淡。

我第一次听说他单位的时候眼睛都直了,那单位给我的印象是每年只在数得着的几所高校招数得着的几个人,能进去的都是牛人,在我看来,朱一发显然不在此列。看来朱一发的水平比我想象的要高。这么说显得我阅人水平有点低,那就换个表达:看来朱一发的水平比他长相显示的要高。

既然他有本事进这单位又有本事出来,对自己的下一步应该有清晰的考虑。不过,他用这么扯淡的解释来敷衍,大概是不愿透露,我也就不便多问了。

我们在小区里的烧烤摊要了些烤串和啤酒。随着地上的空酒瓶越来越多,我们的谈兴也越来越浓。朱一发跟我聊起了小时候:“那会儿骑单车上下学,我骑得快,常常看见前面有个同学,一起走吧,没话说,超过去吧,又怕人家嫌我不礼貌,只好放慢车速,跟在人家屁股后面,还怕他回头。”

“多大的事儿,打个招呼自己先走呗。”

“对啊,这么简单的问题,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。你可能无法想象,一个内向的人在面对许多很简单的问题时有多么手足无措。我以前买东西从来不会讲价,去KTV从来不唱歌,见了陌生人浑身别扭……”

“这些也不算太大的问题吧。”我轻描淡写地说。我不把这些当成问题,因为其中一半以上我也有,我丝毫不觉得它们影响了我的生活。

“单独拎出来都不算问题,可如果你把它们放在显微镜下看,就会发现,生活中的很多挫折和失败,追根究底,正是来源于这种性格。在平时它无关紧要,关键时候,就会变成致命的弱点。我去和陌生人聊天,去商场和人砍价,去故意找些事情与人交流,无非是想改变自己的性格。不是说这种性格不好,而是我需要让自己的性格更有张力。”

“发哥,矫情了。”酒喝多了,我有点晕。我们在一起聊,不正经才是正常,正经就是矫情了。

“这其实是个需求和细节的取舍问题。比如一场考试,满分是100分,你有一道题不会,丢了20分,别的都会,加一起也丢了2分,考了78分。如果给你一次重考的机会,你是想先把这20分补回来,还是先补那2分?”

“当然是20分。”

“我是做产品的,我的产品比同事做得都漂亮。其实我们刚出模型的时候,大家都是78分上下,可他们几乎所有人的修改都只盯着细节。要知道,这时候没有人知道满分是多少,但每个人都知道细节上有2分的改进余地,所以在很多人眼里,满分就是80分。他们从第一遍改到第十遍,每一遍都是在细节上翻来覆去。他们不知道,只要在需求上动一下刀斧,就可以轻松逼近98分。”

“为什么他们不动需求呢?”

“一个需求问题可以派生出一万个细节问题。绝大多数人宁愿动一万次小刀都不肯动一次大刀,一是因为动大刀要冒着全盘推翻的危险,二是因为他不知道动大刀该从哪里下手。按照自己固有的方向不断改进是动小刀,改变方向是动大刀,但很多人找不出最优的方向在哪儿。”

这场谈话让我再一次对他刮目相看。

5

那次谈话后我和朱一发就没有再聊过。我们虽然都有对方的电话和QQ,但我的QQ永远是隐身状态,他好像也是。我没有在节日发祝福短信的习惯,他也没有。我以为他就如我人生里出现过的很多人一样,从此不会再见了。

一个月前,朋友老陈从深圳来北京出差,我们约在紫竹桥附近的一家咖啡厅见面。我竟然在那里碰见了朱一发。

我和老陈聊完,老陈要打车回酒店,朱一发说:“干脆我顺道送送这位大哥得了。”

车在三环上疾驰。前方红灯亮起,车速丝毫没有减慢的趋势。我转头看,朱一发的表情如木偶,似乎根本没看见红灯。我陡然想到他两年没更新的签名,联想到他今天独自呆坐在咖啡厅,心里大惊,一个念头瞬间在脑子里闪过:这家伙不会有什么心事想不开吧?

就在此时,一个刹车,车子稳稳当当在白线后停下,车身并没有怎么晃。

老陈下车后,车转入长安街,渐渐出了四环,周围的车比刚才少了好多,这时车速居然慢了下来,毫不显眼地跟在其他车屁股后面。

我奇怪地问:“怎么不飙了?”

朱一发说:“一快之后,必有九慢。”

我说:“不是‘红灯须硬闯,马路要横穿’吗?”

“那只是打个比方。很多事情你也许做不到,但一定要去想。”

我回味着朱一发的这句话。一年未见,我对他的境况毫无了解,也不便贸然搭话,更不能像当初那样一句一个“二货”地叫他了。

沉默了半晌,朱一发开口了,不知是在对我说还是在自己感慨:“你看这世界如此奇伟,大厦如此高峻,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,都是在心里闯过无数次红灯的人。”

我正要为这句话鼓掌叫好,朱一发又加了一句:“可是,即便是他们,活在这个世界上,依然要遵从万物运行的法则。”

他几乎每次都会让我感到意外,这次也不例外。

6

我说要去单位顶楼的健身房,朱一发把我送到了单位门口。

车停下,我说:“你先别走,我想在顶楼给你拍个鸟瞰照。”

我冲进大楼,按下电梯,徐徐升至17层。我跑进健身房,推开窗户,探出身子往下看。街道像铅笔盒那么窄,朱一发的车像蚂蚁,而他就是蚂蚁的眼睛。

拍完照,朱一发的车沿着长安街一路向东,慢慢消失在迷离的夜色中。

长安街上车水马龙,川流不息。路旁华灯盏盏,温柔的光芒镶嵌在这座城市的大地上。矗立的楼宇巍峨高峻,秩序井然。远处的工地上,冰冷的摩天机械伸起它的庞然铁臂。

我原以为朱一发是另类,在人群中少之又少。直到此刻才恍然大悟,在这座城市里有着无数个朱一发,这庞大而井然的气象就是明证。

一个人如果无从理解别人的想法,就只能永远生活在逼仄的空间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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